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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
1980年8月26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，这被认为是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标志。中国由此推开了一扇与世界沟通的“窗口”，并走了一条令全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惊讶不已的发展道路。如今30年过去了，开放在中国全境展开，经济特区的“窗口”作用明显弱化。不过世界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关注并没有降低，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几乎同样多，人们也在问：经济特区会成为中国新的“试验田”吗？
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就，香港《亚洲时报》以深圳为例报道说，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名单并不长，而且大多数城市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，比如东京、纽约等。但是如果问在这些大城市中，有哪一个城市在30年前还只有两万人，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，就是中国的深圳。自从30年前被设为市场经济改革的“实验室”后，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“经济火车头”。1980年以来，深圳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20%，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城市。
1982年建设中的深圳。资料图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网站日前报道说，30 年前的小渔村是偷渡者的乐园，如今它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样板。深圳以其历史性的变迁，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的力量。韩国《朝鲜日报》评论称，改革开放让13亿中国人摆脱了饥饿，这个数字相当于美洲大陆和整个欧洲的人口。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人口30年间增长了460 倍。发生变化的不仅是人口，中国特有的拖沓作风在深圳消失了。深圳世界贸易中心曾创造出3天1层楼的奇迹，以至于当时诞生了新词语——“深圳速度”。
《亚洲时报》称，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也给深圳的城市风景带来了令人敬畏的变化，无数的办公大楼、宾馆、商业中心拔地而起……深圳反映出中国正在经历的根本变化，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模式，而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模式中最闪亮的一环。首先，如果政府没有较强的控制力，带有“实验”色彩的经济特区不可能建立起来，全社会也无法容忍在经济政策上的“短期不公平”。其次，中国把经济的可分割性运用到极致，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不尽相同的经济政策，这对其他国家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中国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起“时空走廊”，虽然这个时空走廊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但解决了中国“船大难调头” 的问题，特区成了中国发展的冲锋舟。
2004年，一位青年工人在邓小平百岁诞辰日活动中留影。资料图
一个封闭多年的大国突然对外推开几扇窗，其吸引力可想而知。当然，外界投来的目光有好奇、有欣喜，也有疑惑。
早在经济特区还处在筹划价段的1979年11月9日，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就发表题为“中国实行特区制，经济有了生气” 报道。文章说，深圳被北京中央政府指定为特区之一，那里正在变成一个充满生气的新天地……在新的工业贸易特区，设立了7个加工产业区和6个旅游设施，大量吸收华侨资本和旅游者的钱，正成为现代化经济的典范。”
美国《商业周刊》1982年1月11日题为“中国，经济特区如何吸引外国投资者”的评论说，刚生效的一批地方法规，将使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南方的经济特区得到史无先例的权利。自共产党人1949年掌权以来，外国人在中国第一次有权签订长期土地租约，有权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 ……外国人办的工厂甚至娱乐场在不久前还是乡村农田的地方耸立起来。
1994年广西证交所，深圳最早批证券交易所聚满股民。
外界对中国能否成功也一直存在疑虑。美联社1984年9月报道说，美国国会对中国为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制定的新政策进行了“友好而又慎重的审视”。理查德·尹教授在众议院美国对华贸易特别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问：“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，但是能行得通吗？”该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艾尔·斯威夫特说：“这些经济刺激措施吸引了许多投资者，但是显然没有几个美国公司参加。”
1992年，深圳人才市场白领求职。
中国经济特区最终的成功让外界的疑虑悄无声息地散去。《亚洲时报》在总结经济特区成功的原因时说，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开放。允许外国资本参与中国的发展明显使经济特区充满活力，在很多方面，中国事实上比日本还要开放。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。深圳的实力来源于它的企业家，他们从中国各地蜂拥而至，这里出现了华为、中兴、腾讯等一批优秀的民营公司。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圳学习的榜样，但香港现在发现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深圳学习。
英国智库“开放欧洲”的研究员保罗· 罗宾逊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，如今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能有如此高的地位，都是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得来的，而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，对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。
